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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述评

  :2019年艺术田野民族志的撰写仍然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田野民族志的方问题,大家认识到,研究的范式决定着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目标,社会发展所建构的新的社会场景,给艺术人类学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扩展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艺术人类学研究能把握时代脉搏,参与国家的战略建构,如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艺术符号参与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通过田野资料建构原创性的本土艺术理论等。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学会的这个平台上,不仅活跃着以人类学方式做研究的艺术学理论以及艺术学的各个门类学科,还包括有来自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中对文化的艺术现象、文化遗产现象感兴趣的学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最具交叉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由于多学科的碰撞,学术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中国艺术人类学关注的是中国艺术实践,而且这种艺术实践是有地域性的。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这个平台上,不仅活跃着以人类学方式做研究的艺术学的各个门类学科,如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理论等等,还包括来自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中对文化的艺术现象、文化遗产现象感兴趣的学者。任何一个领域的蓬勃发展都是由于大量信息的集合而得以激发建构的,所以有人说综合就是创造。就像生物圈一样,其生态链基因越丰富,其生物圈就越强固,也越是能生机勃勃。跨学科、多元性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有西方学者参加过中国艺术人类学会议后曾说:“人类学研究的中心在西方,但未来艺术人类学的中心也许在中国。”因为西方艺术人类学虽然比我们走得早,走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的艺术人类学的学者是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里面的,并没有组成一个可以相互交融的共同体,这也许是我们的优势。笔者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挥这一优势,在世界的艺术人类学大厦中成为中坚性的力量。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了十几年,许多学者都是跟着学会成长起来的,最初在这个平台上有些来自艺术学理论和各艺术门类的学者不太了解人类学,也不懂得做田野的方法和路径,但是随着许多学者来到这个平台上不断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和田野经验,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开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人类学者,他们既有艺术研究方面的专长,又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艺术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由于艺术人类学是以艺术的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其研究总是跟随社会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当代艺术似乎形成了一股热潮,甚至有不少当代艺术家在以人类学的民族志形式来建构自己的作品理念。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从20世纪90年始,整个人类社会出现的本土文化复兴现象有关,这是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最开始关注到这一现象的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他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然后是萨林斯,他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全球化与多质化是同时并行的”,他看到的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并没有消解地方传统,许多地方文化正在利用现代的科技去挖掘他们的传统,重建他们的传统,因此,与全球化共生的是再地方化,在许多人类学的田野中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大量的田野材料,我们看到今后的世界会走向现代化,但是会出现不同模式的与地方传统相结合的现代化。

  这样的趋势在许多艺术家的作品里也体现出来了,包括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如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邱志杰,其让当代艺术家与民间工匠合作,以民族志的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哲学意味的当代艺术品。这样的现象国外也很多,也就是说,许多艺术家正在人类学的领域里探索,而我们人类学家可不可以做一些体验式的艺术民族志,以一个准艺术家的身份进入其中,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探索。挪威研究当代艺术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阿纳德·施耐德(Arnd Schneider)就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在2019年的艺术人类学年会上,王建民教授在宣读论文《艺术实践与艺术民族志》的时候,抨击了当前研究中出现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之间“两张皮”的问题,提倡在研究中将艺术本体研究与文化的深层反思相结合。他认为,首先我们需要关注艺术创作的语境。应将艺术作品和艺术创造的行为,还有艺术作品和艺术的接受者等结合起来研究。最后,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体验式地参与观察,也就是说艺术理论者、人类学者是否也能体验艺术的创作或学习的过程。(王建民:《艺术实践与艺术民族志》,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上宣读)我觉得这个提议也很好,现在有些艺术家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准人类学家,为什么我们人类学家不能用体验式的观察学习一点艺术,成为一名准艺术家呢?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石庆秘作为一个当代的艺术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艺术民族志中,可以运用图像语言修辞的形式逻辑与非逻辑形式去体现艺术实践中的艺术体验与人类生命体验。(石庆秘:《艺术民族志书写的图像修辞与非逻辑形式反思》,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134页)

  我们人类学家可不可以参与当代艺术的研究,这也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西方的艺术人类学领域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之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关注当代艺术是有原因的,艺术发展的早期是再现自然,或表达一个族群共同的价值体系,作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要理解这些作为公共符号的群体艺术非常容易。但是到了工业以后,艺术家们开始从描述外在的、自然的形态,进入了一个表达大脑中所产生的世界秩序和思想观念的形态。这是很抽象的,同时也是非常个性化的、感悟式的自我情感体验,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学家们很困惑,觉得难以进入。而且人类学者研究的主要是“他者”,但是我们面对的当代艺术家,不是“他者”,而是和我们一样的“我者”,他们跟我们一样地看问题,一样地站在当下,一样地是在传扬主流文化。如何与他们对话,这对于传统的人类学来讲是一个挑战;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一定有效,需要我们寻找新的方,包括新的研究目标。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在世界中的特殊生态位,这一生态位的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否发掘出自身的文化特色贡献给世界。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否能从艺术田野民族志的角度,建构一些原创性的研究贡献给世界?纳日碧力戈教授的论文《汉字地天通:形气神的交融艺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他通过中文汉字来发掘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特质,他从文字出发去认识抽象、理论与身体化、物质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它不光有抽象的表达,还有具象的表达,所以,纳日教授用了三个字来概括中国的文字:形、气、神。形是具象的物质,气与神,则是一种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气质与气息。中国的文字是精神和物质、具象与抽象的合二为一的东西。但是西方的文字不一样,它是纯抽象的,你光看它的文字是没有感受力的;但是中国的书法不一样,其能将物感、物觉、物想、物形的东西,把具象与物象,把灵与肉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表达出来。这种思考很深刻。中国的绘画很早就有了写意画,我们的文人画是绘画、诗歌、书法放在一起的,三位一体。而且它的画画不叫画画,叫写意,即在画画时,意比形更加重要。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理解和定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非常重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新的方的讨论也很重要,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界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有关艺术民族志的方的讨论越来越多。方李莉的论文《“活历史”·工匠知识的建构与变迁》(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2页)提出“活历史”“瓷文化丛”“历史的长镜头”“聚焦现实的特写镜头”与“微型研究”等概念,试图将研究的对象放置在“一刻”的时间交融的格局下进行关照,从而将传统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只有站在一条动态的时间轴上,才可以理解当下所要研究问题的意义。这些理论形成了“活历史”的概念,也成为其所研究《“活历史”·工匠知识的建构与变迁》的研究范式。(方李莉:《“活历史”·工匠知识的建构与变迁》,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2页)杨民康的《“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艺术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文性渗融关系》(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306页)的论文, 则提出人类学领域出现了由传统观念上的民族志研究转向的“超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倾向,这一倾向是他通过对不同的民族志进行对比时所发现的,其说明了现在的许多民族志的研究正在出现一种积极关注未来的趋势,这是之前的民族志没有的。也就是说,当下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乡村、少数民族和传统,而走向了城市与现代,甚至是有关未来走向的探索。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被开拓,不仅有实体空间的研究,也开始进入了虚拟空间的研究领域。如王可于2019年新出版的专著《虚拟艺术的人类学阐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2019年),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虚拟艺术,阐释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中虚拟艺术与人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提出了与人类学“深描”相对应的“深浸”的概念,还引用了一系列的如“交互语境”“人机共栖”“交互体验”“交互秩序”等新的研究术语。这样的研究不仅扩展了传统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给予艺术人类学前沿探讨各种新的可能性。

  作为近年来艺术人类学的扩展领域——城市艺术区的研究仍然在不断地深入,如王永健的论文《后工业社会城市艺术区的景观生产——景德镇陶溪川个案》,描述的是工业遗产在城市中的再利用,在这里对用的过程的研究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代的来临,这样的来临不仅体现在文化经济上,也体现在人文景观的再造、再生产、再利用上,其体现的是人们审美价值和消费价值的转变,由景观、遗产合成的艺术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品生产地,而是可以全方位消费和旅游的新空间。还有赵跃的《从宋庄画家村艺术界的实践策略》的论文也是如此,其研究让我们看到的是宋庄作为一个城乡交界处的村庄,由于聚集了许多当代的艺术家,不仅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集散地,也成为汇聚了各种艺术创作、艺术画廊、艺术媒体、艺术收藏、艺术消费等由艺术带动的创意产业空间,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作品创作本身的变化,还有由艺术为表现方式所带动的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的历史场景。

  樊露雪的论文《“可聆听的”人类学研究:从“声景”到“声音人类学”》提到了一个从“声音”到“声景”的概念,声音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声景”这一词汇却包含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与文化互动的中介是技术,由各种技术构成的各种声音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声景,这种声景的偶然性和组合性、即兴性和刻意产生的力量会改变我们的生存空间。她指出:由于风景是由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观察实践构成的,同样,声景也将聆听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来研究。这样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其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是有所启发的,人类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不仅在参与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同时也在参与新的文化实践的建构,这样的建构将会促进我们对艺术与文化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艺术人类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在这样的学科平台上,常常能听到来自不同角度对于艺术现象的讨论,如“2019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王晓葵宣读了他的论文《记忆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战争和灾难为例》(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上宣读),在论文中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诠释集体中的艺术符号,在文章中他谈到了“记忆艺术”,认为艺术变成“记忆艺术”之后,就可以唤醒传统、唤醒历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角度,在发言中,他询问道:那些纪念碑是不是艺术?它们为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审美吗?如果不是审美又是什么?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很尖锐,但又很值得思考。

  艺术民族志的撰写向来是艺术人类学的大项和强项,2019年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很多。一方面是研究艺术民族志方法和意义的论文开始多了起来,如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书写》(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王建民、曹静的《音乐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在这些新的研究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地方文化的复兴促使传统文化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一种手段与方式,这样的特点不仅是在中国,在国外的艺术民族志中也一样得到普遍的反应,说明这是一种基本的趋势。

  这种认同不仅来自艺术符号,更多的是来自景观的再造,如罗瑛的论文《民族艺术的认同空间:文化景观与地方表述》;还有来自传统仪式的恢复与复兴,如的论文《新宾满族自治县清皇故里祭祖大典仪式音乐中的文化认同》《认同与文化传统——基于达巴祭司口述史整理稿》等等——这些景观的再造,仪式的表演都离不开艺术的表现,在景观中含有大量的公共艺术符号,包括建筑艺术和各种装饰艺术的表现。另外,各种仪式离不开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这样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艺术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洪流之外,而是身在其中,并是社会发展外在形式的具体表达,这样综合式的研究是艺术人类学的特点,也是艺术民族志所要叙述和解释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不同的地方文化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变化中,人们也开始要对自己的身份重新定位。在传统的乡村,人的身份是多元的,农忙时是农民,农闲时是艺人;但随着有些地方农业生产的消退,而且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许多农民兼艺人开始凸显其艺人身份,如何佳的论文《人类学视角下民间艺人身份认同探析》就讨论了这一类的问题。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在民间、在地方传统文化中,传统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动态的发展才是一种常态。如牛乐的论文《图溯犀牛大海——河湟、洮岷民间大黑天信仰的流变及文化表征》,金红的论文《动态的文化生态与民族艺术释义的再生产——傣族乐器“光邦”名称的意义表达》等,都表现了这样的动态发展过程。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一方面我们在立足传统;但是另一方面,传统也发生着剧烈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如彭莉就提到了一个复制性的传统文化模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传统是一个地方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变迁中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模式,在许多的模式里伴随着许多有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可以复制吗?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大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由于研究者在做田野的时候发现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丰富的展演,当某一地域人文资源不够丰富的时候,其常常会从其他的地方吸收一些传统的元素符号来做展演,通过这样的方式的确丰富了当地展演的文化内容,但这种方式是好还是不好?这是研究者感到困惑而提出来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以前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偏远乡村是相对封闭的,与外界来往极少,但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是封闭的了,社会在快速地发展,人也在快速地流动,在这样的发展和流动中,民间蕴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创造力?这些创造力会促使我们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田野研究,只有用足够的案例我们才能解释清楚的问题。

  另外,越来越多的艺术民族志在关心艺术与社会建构,包括艺术与人格建构的关系,如申波在《鼓乐声中完成的身份构建——中老跨界瑶族“度戒”仪式人化与化人的价值功能》的一文中,从瑶族各支系“度戒”仪式中具有标志性的乐器“盘鼓”出发,谈到其作为族群集体人格获得心理转喻的法器与符号标识,深度解析度戒乐舞背后折射出的意义之网。安丽哲在《民族服饰的符号功能与伦理秩序的建构——以苗族服饰为例》这篇论文中,通过苗族服饰的研究个案,揭示了服饰在建构伦理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功能。荣树云在《生产与使用:艺术人类学视域下杨家埠灶王年画的本线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150页)的论文中,探讨了杨家埠灶王年画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的多元属性。她认为一幅灶王图像作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阐释,才能有效运作。同时,只有成功解读一幅神像的表征意义,才能看清其本真性与功能价值。

  以上的这些研究都显示出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所有的材料都来自田野的社会实践,因此,能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第二,采用跨学科和整体性的研究方式,将艺术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所结成的各种复杂的网络关系,从而认识其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功能与价值。

  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的研究勃然兴起。最初是一群当代艺术家的社会实践,后来由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发展战略和当代社会发展主题,而艺术人类学学者们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联合当代艺术家们一起将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探索和拓展。仅在2019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年会上,就收到了十几篇相关的论文,里面不仅有来自不同案例的考察和研究,还有对中国地区和日本相关经验的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9年3月23—2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在中华世纪坛隆重展出,虽然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一直受到当代艺术界和艺术人类学界的关注,举办过不少相关的展览,但以国家重要的研究机构来举行这样的展览尚属首次,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文化十分”为此做了系列的专题报道;201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又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华侨城共同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了“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这两次展览都是由方李莉担任策展人,第一次参展的是由当代艺术家渠岩、左靖、靳勒三人主导的案例与项目。第二次展览时,在保留了这三位当代艺术家主导项目的同时,增加了以企业为主导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案例,使这次活动更加完善和丰富。两次展览的主题都是以艺术去激活和唤醒乡村中的传统文化和生态价值,在策展语中,方李莉提出了“艺术、生态、智能、富强、美丽、美好”这六个关键词,希望能在智能化、网络化的基础上,以艺术激活传统乡村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将中国的乡村建设成一个不仅富饶,而且充满浓郁乡情的宜居之地、美好之地。在举办展览的同时,还举办了相关论坛,论坛通过具体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案例,通过人类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来讨论如何传承、保护和利用中国乡村的价值,如何用艺术的手段来激活中国乡村新的生命力,修复乡村文化生态,通过艺术的形式激活传统乡村的生命力,通过传统的修复重建中国人的“生活样态”,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这样的探讨对国家当前的乡村振兴及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论坛上,方李莉提出了从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思考,笔者指出:乡村是唯一可以让中国迈向绿色文明的财富,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哪一个国家能够率先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化,迈向智能化的生态社会,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下一轮社会转型的先进之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为此,方李莉还发表了论文《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艺术人类学视角》,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

  随着艺术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学科建设也开始被提到了日常讨论的议程中。在2019年的年会上,刘剑提交了一篇题为《作为艺术学构性的艺术人类学》的论文,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谈到,中国现在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探索我们新的艺术实践,帮助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近年来,艺术人类学领域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即将公布的顶层设计中,艺术人类学尚未被列入艺术学理论。艺术人类学目前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制度中还没有获得二级学科席位,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刘剑:《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349页)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艺术人类学能为艺术学理论提供整体性视野。超越门类艺术,建立整体思维,在这个诉求上,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学理论是共通的。(刘剑:《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352页)他还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带给艺术学理论以直面现实的学术精神。(刘剑:《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352页)同时,时代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只有兼容实用艺术和审美艺术而不作价值高低区隔的艺术观才是健康的艺术观”(刘剑:《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353页)的共识,而这一共识正是在艺术人类学的努力研究下才逐步形成的。为此,他认为,在国家学术的顶层设计中,应将艺术人类学置于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位置,既有利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归位,更能够激活艺术学理论自身的研究。(刘剑:《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载《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论文集》,第353页)

  与他这一观点相呼应的是孟凡行在《思想战线期发表的《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发展新方向》,讨论了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目前艺术学主流所使用的艺术(fine art)概念确立于18世纪的欧洲,谓之美的艺术。美的艺术强调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纯粹的美的艺术即自律的艺术,既不受社会生活影响,也不影响社会生活。这种艺术往往保存在博物馆、美术馆或上层社会精英的私家宅邸里,供人静观。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是这种艺术的基本理论基调。实际上这种艺术是由当时的欧洲上层知识精英提出,且仅仅代表欧洲上层社会生活趣味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的艺术学概念也只是一个时代的地域性的艺术的概念,并不能替代所有国家的所有时代的艺术概念,艺术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地域的艺术。更何况,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的范围持续扩大,艺术和生活、艺术和社会、艺术和科技等的界限日趋模糊,探求艺术本质的艺术理论家们或强调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在识别艺术品中的作用,或认为艺术不再是天才造物,而是集体制作的,最后只能认为艺术难以定义,其只是一个无限相似的类属。”这样的研究更需要有艺术人类学的参与,艺术人类学的整体性研究有利于帮助艺术学理论重新建构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当代艺术学发展来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帮助艺术学应对非遗时代对‘活态艺术’的研究需要。”因此,孟凡行认为,艺术人类学在艺术研究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层面意义。

  刘剑把艺术人类学比喻成艺术学的构件,构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构件,艺术学理论可能会不完整,有残缺但如果作为层面的话,艺术人类学就是艺术学的肌体部分,其存在与艺术学是否能焕发新的生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总而言之,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值得关注,其不仅关系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走向,也关系到中国艺术学的未来走向。按照笔者的理解,我们当下的艺术学理论基本是来自西方的,要想建立中国本土性的艺术学理论,必须要将艺术纳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类型、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国当下的社会实践中来理解,唯有如此,才可以找出中国艺术自身的特点,从而建构出有中国原创性的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学概念,并以此为立足点,与西方的艺术学理论进行对话。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全球化的多元发展,每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名片,甚至艺术名片,才可以在世界的文化论坛或艺术论坛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以研究文化多样性或艺术多样性为擅长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研究了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后,我们再环顾全球,对比西方2019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参照,这一参照可以阅读李修建研究员撰写的《2019年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热点述评》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我们对2019年西方人类学的艺术人类学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从他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和领域与西方基本一致,但其中的区别就是西方艺术人类学者主要关注的还是对各非西方原住民艺术的研究,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界关注的主要是自身本土的各民族的艺术现象。但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点:第一,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尤其是对当代艺术与手工艺结合的关注;第二,以传统文化的复兴来加强对本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第三,时尚成为当下中外艺术人类学所关注的线年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界也曾掀起“中国时尚”这一讨论的热潮。由于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对比。

  总之,在这样的时代,所有的研究都是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因此,了解西方的研究现状非常重要,其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可以借鉴与参考,但借鉴和参考的目的不是模仿和照抄,而是要创立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以取得和西方理论对话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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